縣域經濟是國民經濟的基本單元，在推動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人民精神物質生活水平顯著提高過程中，作出了突出的貢獻。新常態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背景下，加快發展縣域經濟，更是提到前所未有的戰略高度。但是，在加快縣域經濟發展進程中，尤其是中西部較為落后地區的一些深層次矛盾已經凸顯出來，成為制約縣域經濟進一步加速、社會和諧程度進一步提高的“瓶頸”。
　　
　　面臨的問題與瓶頸
　　
　　目前，我國縣域經濟還處于粗放式的發展階段。各地發展縣域經濟的熱情很高、力度很大，但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現了忽視農業和農村的傾向，過于看重經濟的發展速度和GDP指標等問題，嚴重制約了縣域經濟的發展。
　　
　　項目建設與利益協調的難題。項目建設是縣域經濟發展的載體，縣級層面一個項目真正要開工建設，至少需要經過10多個部門的審批，有的要蓋幾十個章，需要花不少的時間和精力。比如土地的審批，最快也需要半年時間，有時甚至一年也難以批復下來。
　　
　　即使項目批復下來，征地搬遷按照正常程序和要求，需要三至四個月的時間開始征地搬遷，雖然大部分群眾的思想工作容易做通，但難免有個別群眾一時難以理解和支持，使征地搬遷時間大大延長，有時半年甚至一年也難以完成征地搬遷任務。如果出現了個別群眾不支持，要走強制搬遷程序，甚至遇到暴力抗法，那更是遙遙無期，拖了幾年甚至10多年沒有完成的工程也屢見不鮮。
　　
　　項目建設走完了審批程序，開工以后也難以一帆風順，因為在項目建設過程中，無論是當地群眾還是社會利益集團，如果產生了新的想法，提出了新的訴求，就可以叫停工程。一旦出現阻工的現象，這些情況就需要協調，協調的工作往往是十分艱難的，有時一次協調就需要1—2天，甚至更多的時間，有的項目從開始建設到竣工投產，需要協調十幾次，乃至幾十次。
　　
　　工作效率不高與處理日常瑣事之間的矛盾。基層工作千頭萬緒，因此，基層干部覺得最麻煩的問題是，精力有限，但是日常瑣碎的事情又太多。一是會議多。往往是重要會議層層開，同一個會議，縣鄉的同志有時要參加四五次；工作千頭萬緒，什么工作每年都要開一兩次會，有的工作要開若干次；出現了新情況、突發事件、天氣變化等，都要隨時組織召開會議，要求舉一反三，重新部署安排；各級領導都就自己分管的工作，經常召開調研會、現場會、協調會和推進會，所有上級開了會的，下級都要開會落實。以2013年桃江縣委、縣政府層面（不含各部門單位）的開會情況為例：要求主要領導參加會議（含電視電話會議）162次，其中全國性會議20次，省級42次，市級100次。二是文件多。各級黨委、政府形成的決議、決定、通知、辦法和方案等都需要行文；各級黨委、政府都有上百個部門，從上到下行文；各級領導小組一般也有上百個，也是經常行文。三是檢查指導多。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各個層次的領導都要經常檢查指導、調研工作；所有部門都強調自己工作的重要性，都希望將自己的工作納入考核檢查的范圍。四是應急事務多。以2013年桃江縣委、縣政府層面（不含各部門單位）的處理應急情況為例：共接待上訪群眾1012人次，處理各類突發事件132個，處理媒體、網絡輿情1460條。黨政領導經常應接不暇，甚至精疲力竭，難以集中精力謀發展。
　　
　　發展資金困難。當前，縣級財政十分困難，特別是中西部地區的縣級財政仍然是典型的“吃飯型”財政，甚至有的連“吃飯問題”都還沒有解決好，根本沒有經濟能力去搞建設，所以不管是基礎建設，還是改善民生項目，都必須爭取上級的資金、項目支持。國家專項資金的爭取實際上也是一種資源的配置。由于在專項資金爭取中有層層的審批，客觀上各級各部門的權力在資源配置中發揮的作用是決定性的。
　　
　　中西部地區的干部在爭取支持的過程中，往往出現以下四種情況：一是信息不靈。國家專項項目有幾百項，專項資金有幾萬億，縣一級根本無法全面掌握信息，及時了解項目動態。二是規劃不符。全國2000多個縣，縣域情況千差萬別，國家專項項目大多是從某個方面進行考慮和規劃，作為一個縣，所做的項目規劃能否符合爭取國家項目資金的規劃，只能碰運氣。往往縣一級現實需求強烈，所作規劃也適合縣域情況，但與國家所要求的規劃不相符，不能爭取國家專項項目，只能望洋興嘆。三是規模不夠。不同的縣支柱產業相同，但規模大小有別，往往大的能得到支持，小的不能得到支持。比如，同樣是產糧大縣，種糧面積達不到國家項目規定面積的，就得不到國家的項目資金支持。四是配套無來源，縣級財政本來就困難，根本拿不出項目配套資金，形成了“爭取項目困難，爭到項目更困難”的怪圈。
　　
　　加快縣域經濟發展必須全面深化改革
　　
　　新常態不單單是一種狀態的表述，更是一個發展理念的變革。新常態為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新機遇、新動力、新變化，當然，新常態也伴隨著新矛盾、新問題、新風險。面對新形勢，如何與時俱進，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這給基層干部帶來極大的挑戰與機遇。
　　
　　堅持依法治國，改革審批制度，創造高效優質的政務環境促發展。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要以“法無禁止即可為”“法無授權不可為”的理念改革審批制度，大力精簡下放行政審批權限。要有序放寬市場準入，努力讓市場主體有平等競爭的機會，不能將市場準入審批作為職能部門的權力。要著力改變“重審批，輕監管”“以批代管”現象，加強事中事后的監管。比如環境保護，要加強項目投產后的監管，一旦企業違規造成環境污染，必須以鐵的手腕、嚴厲的措施進行處罰，要使企業違法成本高于非法所得，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加快體制機制創新，推動形成責權利相統一的體制機制。一是要保障地方“吃飯”問題。加快建立與縣一級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加大對縣一級，特別是經濟欠發達縣的一般性轉移支付力度，保障縣一級可以發得出國家工作人員的工資，而且要保障地區之間的干部待遇基本平衡。二是要解決能夠為民辦事的問題。縣一級改善民生的任務重，財力有限。比如要修建公路、除險加固水庫山塘、改造危橋、改善學校條件等等，都沒有資金來源，只能爭取上級的項目和資金扶持，否則就難以啟動。這樣一來，面對群眾的要求，面對改善民生的實際困難，縣一級沒有半點自主權，應通過增加一般性轉移支付的形式，把改善基本民生的事權和財權，同時交給基層，減少層層“跑”項目、“爭”項目的現象，有效砍斷利益尋租鏈條，降低工作成本。三是改善專項資金的分配方式。國家制定出產業政策和發展規劃，誰做好了都應該得到支持。要增加透明度，不要變相地以各種條條框框來維護部門配置資源的權力，從而使基層心中無數，盲目地“跑部錢進”。
　　
　　加強基層干部法治素質修養。當前部分基層干部思想觀念陳舊，法律意識淡薄，再加上部分基層行政執法人員的素質較差，從而嚴重影響社會穩定。基層干部的法治素質修養關系到能否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大局。因此，必須著力加強基層干部的法治素質修養。除了加強培訓等常規手段外，還應該加大執法檢查力度，大力推進執法公開，提高工作的透明度，防止基層干部與執法人員的權力濫用。應該著力加強民主監督和輿論監督和社會監督，充分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積極參與依法治縣的各項活動，為依法治縣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