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形成驅動因素及模式

 

　　根據索羅的經濟增長模型，一定地理空間內的產業規模的增長都離不開兩類主導因素的影響。一方面是勞動力、資本、土地等各類生產要素，另一方面是代表要素使用效率的全要素生產率。產業集群的形成同樣可以歸因于上述主導因素的變化。驅動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形成的基本因素包括三大類：傳統要素、新型要素以及要素效率。其中，傳統要素主要指勞動力、資本以及土地，三者可以說是所有產業集群形成必備條件，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的形成同樣需要傳統要素的支持。新型要素主要指數據、信息、知識，在數字經濟時代，數據、信息、知識所帶來的影響力將不亞于甚至超過土地、勞動力和資本三大生產要素，成為不可替代的新的生產要素，依托新型要素優勢同樣能夠快速形成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要素效率主要指全要素生產率，包括集群內企業技術創新和升級、管理模式創新和改進、產品質量提高、企業結構升級等各類提升要素系統生產效率的因素。同三類因素相對應的有三類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基本驅動模式：傳統要素驅動型、新要素驅動型以及效率驅動型。不過，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三類驅動模式下，需要配置或者擁有的要素并不是互斥的，只是主導的要素有所差異。

 

　　（1）傳統要素驅動型：

 

　　傳統要素驅動型并不意味著傳統要素是形成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唯一要素，而是指通過本地的勞動力、資本以及土地和區位上的先天優勢，吸引創新要素入駐，或者形成自主創新體系，從而形成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傳統要素驅動型意味著重點發揮資源稟賦優勢和產業天然基礎，依托政策優勢或者要素成本優勢推動構建創新體系，形成一定規模的集群。比如，我國早期的高端裝備產業集群主要依賴于國家工業布局帶來的基礎優勢以及本地勞動力、土地等傳統要素支持；早期的生物醫藥、新材料產業集群則主要依賴于本地豐富的原料要素支持。

 

　　（2）效率驅動型：

 

　　隨著經濟發展階段和產業結構變化，新興產業集群的模式也發生巨大轉變。一方面資源、人口、投資等傳統要素約束矛盾更加突出，另一方面僅僅依靠傳統要素難以進一步提升集群產出效率，也無法形成新的競爭優勢。為了提升集群的競爭力，必須更加重視以技術升級和創新為牽引，實現要素驅動向效率驅動轉變。可以說，創新在效率驅動型集群中發揮著尤為重要作用，包括科技創新、商業模式創新以及體制機制創新等。比如，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部分早期依賴傳統要素驅動的生物醫藥產業集群開始向創新主導集群轉型，企業紛紛加大新藥研發力度，并帶動集群形成了新的競爭優勢。

 

　　（3）新要素驅動型：

 

　　伴隨著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浪潮，一批由新技術新要素驅動的新興產業集群快速涌現。新要素驅動型，本質上也是由創新主導的，只不過相較于效率驅動型模式，其將數據、信息、知識等新生產要素擴大運用和高效使用，并作為推動集群變革發展的關鍵要素和最重要資源，最終提升集群的創新力和生產力。比如，貴陽的大數據集群、無錫的物聯網集群等都是典型的新要素驅動型集群。

 

　　二、中國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發展歷程

 

　　從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的形成大致可以分為四大階段：自力更生階段、對外開放階段、融合發展階段以及自主創新階段。其中，自力更生階段和對外開放階段主要依靠的是傳統要素驅動型，融合發展階段主要依靠的是效率驅動型，而自主創新階段開始越來越多地依靠新要素驅動型。

 

　　（1）自力更生階段：

 

　　戰略性新興產業早期的集群主要依賴于政策布局和本地要素稟賦優勢。一種是基于國家早期的產業布局基礎而出現的產業集群，并圍繞優勢基礎產業形成龍頭企業引領的戰略性新興產業鏈條，比如沈陽、西安在國家整體航空工業布局的帶動下，形成了航空裝備產業集群；株洲、長春形成了軌道交通產業集群。另一種是基于本地的要素稟賦優勢而出現的產業集群，并依賴特殊優勢資源形成一批同類型的企業，如吉林通化市依托豐富的中草藥資源，涌現了一批中成藥企業，進而形成醫藥產業集群，云南依托有色金屬的豐富礦藏形成功能材料集群等。自力更生階段，重點需要依托產業基礎和要素稟賦優勢，利用傳統生產要素吸引、培育創新動力，形成于產業鏈核心企業的支撐作用，打造形成具有獨特競爭優勢的產業集群。

 

　　（2）對外開放階段：

 

　　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形成方式步入第二大階段，該階段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發展主要依賴于融入全球新興產業分工鏈條，形成本地化產業集群。該階段，同樣是傳統要素起到主導驅動作用，代表產業有電子信息制造業。例如，廣東通過大量承接國際新興產業產業轉移，依靠勞動力、土地等傳統要素的成本優勢，形成一批極具國際競爭力的外向型電子信息制造業新興產業企業和相應產業集群。對外開放階段，重點需要依托區位優勢和勞動力、土地要素優勢，積極引入國際新興產業龍頭企業落戶，同時培育一批本地配套企業，并形成產業集群。

 

　　（3）融合發展階段：

 

　　21世紀初，隨著中國加入WTO，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步入新的發展階段，由傳統要素為主導驅動模式進入由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主導的效率驅動模式。例如，泰州的醫藥產業集群，在經歷對外開放階段后，形成了國際企業為主導的集群生態體系，但是在融合發展階段，本土醫藥企業不再僅僅為國際龍頭企業提供配套服務或同質化生產，而是依托技術創新、產業升級，融合發展轉變為創新鏈前端企業，并改變產業集群運轉模式。深圳電子制造集群，在具備國際領先制造能力的基礎上，通過與生命科學結合，形成了以邁瑞等為代表的醫療器械產業集群。融合發展階段，重點需要強調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提升集群內各類要素的生產率。

 

　　（4）自主創新階段：

 

　　近年來，新一輪科技革命浪潮快速襲來，把握移動互聯網、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新要素帶來的發展機遇成為新時期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發展重要模式。例如，貴陽依托本地傳統要素優勢，抓住大數據這一新要素的發展機遇，快速形成了全國知名的大數據產業集群，并致力于打造“中國數谷”，貴陽也成為西部GDP新增長龍頭。北京依托全國科技創新人才高地優勢，形成了人工智能產業集群，涌現一批人工智能創新型企業。自主創新階段，一方面需要結合自身優勢，構建以新技術新要素為引領的產業體系，推動區域產業全面升級；另一方面，需要營造良好的創新創業環境，發揮創新人才作用。

 

　　三、當前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基本特征

 

　　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是指能夠在未來成為主導產業或是支柱產業的新興產業集群。從類型上看，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既包含了同一產業鏈環節的新興企業及其配套集合(即橫向集群)，也包含了產業鏈上下游的新興企業及其配套集合(即縱向集群)。相對于傳統制造業集群，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除了地理臨近性特征外，還具有顯著的創新驅動、知識溢出、產業放大和技術不確定特征。從實質看，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不是單純的創業企業家個體之間的社會關系網絡，不是單純的科研機構之間的技術網絡，也不是單純的產業內部的企業間關系，而是一種涵蓋了戰略性技術研發、新興技術產業化、新興產業網絡化整個過程的具有知識傳播、動態循環和創新擴散的組織間關系網絡。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創新驅動性：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往往是以高端技術為核心的企業集群，這些集群企業掌握著核心技術或是關鍵技術，所以在整個產業鏈條中，是價值鏈中具有高附加值的部分，因而抗外部風險的能力也就更強。同時，集群企業核心技術和關鍵技術一旦突破，就會迅速帶來相關技術的開發，使得地區產業具有國際競爭力，呈現出創新驅動和產業戰略價值的重要特征。

 

　　知識溢出性：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的知識溢出特征主要包括集群內企業之間的知識溢出和集群內部知識向外部的溢出。在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中，由于地理接近，企業間密切合作，一家企業的知識創新很容易外溢到集群內的其他企業，有利于各種新思想、新觀念、新技術和新知識的傳播，有利于促進知識和技術的轉移擴散，由此形成知識的溢出效應。這一知識的溢出效應有利于集群內企業獲取“學習經濟”，增強企業的研究和創新能力，降低企業創新的成本，促進企業的增長。另一方面，集群所具備的范圍經濟和區域創新效應正是知識由集群內部向集群外部溢出的結果。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中的戰略性新創企業通過發揮示范和輻射作用，能夠吸引更多的戰略性新創企業及相關支持機構加入，壯大原有的產業集群，實現范圍經濟。在這個意義上，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是集群與創業的有機結合。而隨著大量創業企業在本地的集聚，區域經濟也可以迅速做大。

 

　　產業放大性：由于地理位置接近，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內部企業的競爭自強化機制將在集群內形成“優勝劣汰”的自然選擇機制，這種競爭可以使企業間實現稀缺資源的最佳配置，刺激企業創新和企業衍生，培育企業家精神。而在產業集群內，企業在展開激烈市場競爭的同時又進行多種形式的合作，如聯合開發新產品、開拓新市場、建立生產供應鏈等，由此形成一種既有競爭又有合作的合作競爭機制。這種競爭與協作所帶來的外部的范圍經濟和規模經濟是單個企業無法比擬的，具有產業放大的作用。通過這種合作方式實現高效的網絡化的互動和合作，以克服單個企業內部規模經濟的劣勢，使其能夠與比自己強大的競爭對手相抗衡。另一方面，由于集群地理集聚的特征，公共物品可以在集群內共享，資源在產業集群內具有更高的運用效率。發揮集群內企業的整體力量，加大廣告宣傳的投入力度，利用群體效應，容易形成“區位品牌”，獲得單個企業所無法獲得的整個產業的優勢，從而使每個企業都受益。

 

　　發展不確定性：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技術創新和技術產業化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不確定性意味著技術投資的風險性，一旦將人力、資本在不確定性的情況下投向某一技術研發領域，而最終卻無法獲得技術投資帶來的收益時，一方面將造成人力、物質資源的巨大浪費，另一方面將降低企業進行技術創新投資的積極性，阻礙技術創新。但技術的不確定性特征也有一定的價值:不確定性的技術特征一方面為技術后發國家的技術跨越和技術趕超提供了機遇，在與發達國家的技術競爭與技術合作中有更大的發言權和影響力；另一方面，正是源于技術的不確定性特征才顯現出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存在的價值和必要性，集群內的企業可以通過聯合投資分散技術創新的風險，共擔技術投資的不確定性，共享技術創新帶來的收益，以集群的整體力量促進技術的創新和演進。

 

　　四、中國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分布格局

 

　　分區域發展格局來看，戰略性新興產業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和經濟發達地區，中西部地區近年來正在快速崛起。當前，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初步形成以長三角、環渤海、珠三角以及長江中上游等四大產業集聚區的發展格局。其中，長三角地區在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與新材料、新能源等領域擁有一批實力較強的龍頭企業，產業體系完備，產業基礎雄厚。環渤海地區依托大院大所集聚等優勢，在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航空航天、節能環保等領域發展較快，涌現出若干影響力較大的產業集聚區，是全國新興產業發展的策源地。以廣東省為核心的珠三角地區，移動互聯網、新能源汽車、生物、數字創意等產業蓬勃發展，大量新技術、新業態、新產業快速興起。此外，長江中上游形成了以武漢光谷為代表的信息產業集聚區、以長株潭為代表的軌道交通產業集聚區以及以成都、重慶為雙核的成渝板塊正成為戰略性新興產業新增長極，并有力支撐了中西部地區經濟轉型升級。

 

　　分產業領域來看，戰略性新興產業重點領域呈現不同的集聚和分布特征。例如，信息技術領域，形成珠三角、長三角、環渤海、部分中西部地區四大信息產業集聚區；生物領域，長三角、環渤海地區占據主導，珠三角、東北等地區快速發展的空間布局初步成型，中西部地區呈現多元化發展模式，成渝經濟圈、長吉圖地區、長株潭地區和武漢城市群聚集區醫藥成果轉化、疫苗生產、制劑研發等細分行業領域發展迅速；節能環保領域，主要集中在環渤海、長江經濟帶和珠三角三大區域，江蘇、浙江、山東、廣東、上海、北京、天津等省市的節能環保產值占全國的50%以上；高端裝備制造領域，集中在北京、河北、遼寧和山東等環渤海地區和以上海、江蘇和浙江為核心的長三角兩大集聚區，同時四川、陜西、湖南和山西等部分中西部地區的高端裝備制造業也呈現快速發展的態勢；新材料領域，產業“東部沿海集聚，中西部特色發展”的空間布局框架拉開，其中，西部地區主要從事原材料生產，環渤海地區聚焦于研發，東部及中部地區主要承擔原材料加工，長三角、珠三角主要承擔下游應用與銷售；新能源領域，初步形成了以環渤海區域、長三角區域等為核心的東部沿海新能源產業集聚區，在中西部的一些區域，如江西、河南、四川、內蒙古、新疆等省區，新能源產業發展態勢良好，形成了中西部新能源產業集聚區；新能源汽車領域，初步形成了以深圳和廣州為核心的珠三角新能源汽車集聚區，江蘇、上海、浙江等憑借雄厚的產業基礎和科技資源形成長三角集聚區，北京、河北等地為核心的環渤海集聚區，以及陜西和四川為核心的中西部集聚區；數字創意領域，目前已初步形成六大數字文化創意產業聚集區，包括首都數字文化創意集聚區，以上海、杭州、蘇州、南京為核心的長三角集聚區，以廣州、深圳為代表的珠三角集聚區，以昆明、麗江和三亞為代表的南部集聚區，以重慶、成都、西安為代表的川陜集聚區，以武漢、長沙為代表的中部集聚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