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99萬億元，比上年增長6.1%，中國經濟目前處于“穩增長，調結構”的關鍵時期，供給側改革深入推進，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取得重大進展，經濟發展開始由“量”向“質”轉變。十九大明確提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2020年，“十三五”規劃收官在即，2021-2025是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時期，也是“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也是全面開啟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的重要時期。
我國正步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由資源與人口紅利驅動轉換到創新紅利、技術紅利、數字紅利。國資國企改革步入深水區，面臨著體制機制改革的良好機遇。我國政治穩定，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經濟結構持續優化，發展質量不斷提升，為企業拓展國內業務，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科技與創新不斷推動產業升級與融合，為企業發展創造出更廣闊的市場空間。十四五期間，國企進入改革新時代，未來國企改革將重點聚焦：分類管理、產權改革、健全企業治理結構以及深化企業內部管理機制改革等四個方面。
總的來說，我國五年規劃編制是一項系統性工作，規劃由“三級四類”構成。“三級”即國家、省、市縣，“四類”即發展規劃、專項規劃、區域規劃及空間規劃。而中央企業的“十四五”規劃，與各省國資委級別一致，在全國國資規劃下編制，屬于第二級規劃。
“十四五”規劃作為是深入貫徹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大精神的第一個五年規劃，“三去一降一補、新舊動能轉換、轉型升級與彎道超車、創新突破”是習總書記的新時期社會主義發展思想的貫徹。因此，十四五規劃的編制須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大精神為指導，并對“八個明確”，“14個堅持”和“12個強國”等事項作出具體安排。
“十四五”規劃雖說是以往五年規劃的延續，具有普遍常規性，但目前國內外發展形勢紛繁復雜，國家處在歷史的關鍵節點上，加之疫情對全球經濟的沖擊，“十四五”規劃又與以往“五年規劃”大不相同，充滿獨特性。具體體現在國家政策和疫情影響兩個方面：
首先，國家政策方針有別于“十二五”和“十三五”。“十二五”強調“多元化”，“十三五”強調“雙輪驅動”，而“十四五”更加突出要“聚焦主業”；同時，考核指標從規模轉向效益，利潤指標排第一，高質量發展是總方針；此外，國際化對標不僅僅是對一級央企的要求，今后技術化隱形冠軍是方向。
其次，新冠疫情后的五年經濟具有更多的不確定性。全球經濟趨勢下行，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2020年全球經濟表現不容樂觀，IMF預計增長速度可能萎縮3%；新冠疫情影響經濟的方式主要為第三產業大幅衰退，同時全球供應鏈中斷導致企業生產效率下降甚至停滯。因此，當前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不僅會對2020年的經濟運行造成困難，也將對未來五到十年產生持續影響，制訂“十四五”規劃是必須有充分預判。
新冠疫情下的”十四五“規劃
2020年伊始，新冠病毒疫情爆發，并在全球200多個國家蔓延，世界經濟下行風險加劇，不穩定不確定因素顯著增多。IMF預計2020年全球經濟將萎縮3%，一季度中國經濟數據不容樂觀，同時專家預測：疫情可能持續發酵，并且今年冬天可能卷土重來，直到出現有效的疫苗。
目前，世界格局在不斷變化中迎來G1+N時代，未來可能迎來G3+N格局，而新冠疫情可能成為G3格局的催化劑。即由“美國+中國、歐盟、日本、印度、英國、俄羅斯+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等西方發達經濟體+墨西哥、巴西、印尼、越南、南非、尼日利亞等新興經濟體”的格局轉變為“美國、中國、歐盟+印度、日本、英國、俄羅斯+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等西方發達經濟體、墨西哥、越南等新興經濟體+巴西、印尼、南非、尼日利亞等新興經濟體”。
傳統的全球經濟增長模式是建立在比較優勢的國際分工與國際貿易基礎上，新冠疫情將在一定程度瓦解當前的全球產業鏈分工模式，而未來的增長引擎是新技術，如AI、5G等。
因此，對央企而言，疫情雖是危機，但在新冠疫情下，作為中國經濟支柱的央企迎來了歷史性戰略發展機遇，以及”十四五“規劃的出發點。央企的自然屬性決定了其承擔的“大國復興”之社會責任，同時又掌握頭部企業的央企享受到的國家資本紅利、政策紅利等核心資源。其“十四五”規劃的制定，必須牢牢把握“全球視野”、“資本化”、“高端拓展”以及“創世界一流”等四個核心關鍵詞。“全球視野”是指全球視野的產業鏈，尤其需要關注產業鏈的完整性、安全性等；“資本化”是指央企要注重發展過程中的產融結合；“高端拓展”是指現有產業鏈應當向高端拓展延伸，如品牌、設計等，直面歐美競爭；“創世界一流”要求中央企業牢牢把握增長關鍵要素（如AI+、5G+、數字化智慧化+、互聯網+等）驅動，超越并創造新的全球一流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