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國家發展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 遲福林
　　
　　我國進入工業化后期，無論是增長的趨勢、結構，還是動力，均呈現出與以往不同的新變化，增長轉型改革高度融合的特點相當突出。在這個特定背景下，把發展基點放在創新上，以創新引領經濟轉型與發展，關鍵是構建發展新體制，加快形成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體制機制和發展方式。
　　
　　“十三五”期間，面對經濟矛盾和經濟風險增多的挑戰，適應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的新趨勢，形成經濟結構的新動力，需要在重點領域的改革上實現突破性進展。
　　
　　經濟轉型將面臨哪些新趨勢？
　　
　　當前，盡管經濟下行的壓力增大，但經濟轉型呈現新的趨勢性變化，使經濟穩中向好面臨著重要的歷史機遇。
　　
　　在“互聯網+”的趨勢下，“中國制造”正由生產型制造業為主向服務型制造業為主轉型。“十三五”期間，將形成制造業的競爭新優勢。
　　
　　在戶籍制度改革的推動下，規模城鎮化加快向人口城鎮化轉型。估計到2020年，人口城鎮化率有望從現在的不到40%提高到50%左右，從而使人口城鎮化率與規模城鎮化率的差距從目前的17%縮小到10%左右。
　　
　　消費結構正處于從物質型消費為主向服務型消費為主的轉型。估計到2020年城鎮居民的服務型消費比重將由現在的40%左右提高到50%左右，發達地區有可能達到60%左右。
　　
　　對外貿易正處于從貨物貿易為主向以服務貿易為重點的轉型。這將使我國在推進雙邊、多邊，以及區域性、全球性的自由貿易進程中，形成新的競爭合作優勢。
　　
　　經濟轉型將形成什么樣的新結構？
　　
　　“十三五”期間，經濟轉型的新趨勢將釋放巨大的內需潛力，由此引領經濟結構上一個新臺階，為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新目標奠定堅實基礎。
　　
　　基本形成以服務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國家“十二五”規劃提出到2015年服務業占比達到47%。從今年的情況看，年底達到52%大概成定局。估計到2020年服務業比重進一步上升，將達到55%以上。其中，生產性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將從現在的15%左右提升到30%左右，實現生產性服務業的倍增。
　　
　　基本形成人口城鎮化的新格局。在戶籍制度改革加快推動和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快推進的背景下，“十三五”人口城鎮化有可能每年以不低于兩個百分點的速度上升，即從目前的37%左右提高到50%左右。主要依據是：第一，如果到2020年人口城鎮化率達不到50%，與發展階段、發展需求不相適應；第二，2011年全球人口城鎮化率為52%，估計到2020年我國人口城鎮化率能接近或者達到全球2011年人口城鎮化的平均水平，規模城鎮化率能達到60%，與人口城鎮化率相差10個百分點。我的看法是，戶籍制度改革需要有新思路，需要提速，城鄉二元的戶籍制度、尤其是“農民工”應當成為歷史。建議盡快將戶籍制度改為居住證管理，由人口的控制轉為人口的服務。
　　
　　基本形成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新格局。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十三五”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明顯加大，要以擴大服務消費為重點帶動消費結構升級。我的主要判斷是：第一，“十三五”期間消費每年還會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長。第二，到2020年消費總規模將由2014年的32萬億元左右提高到45萬億~ 50萬億元。僅從消費總量增加的趨勢看，“十三五”實現6%~7%的增長是有條件的、有可能的；第三，到2020年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穩定在60%~65%的區間，這對經濟可持續增長極其重要。
　　
　　基本形成以服務貿易為重點的對外開放新格局。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大國，但服務貿易占比過低成為對外貿易的突出“短板”。2014年全球服務貿易占比大約為20%，而我國僅為12.3%，估計到2020年我國服務貿易占對外貿易比重將達到20%左右。
　　
　　服務業市場開放成為市場化改革的“最大紅利”
　　
　　服務業市場開放是市場化改革的短板。例如，我國工業部門的開放度至少在80%以上，而服務業部門50%左右的壟斷格局尚未打破。適應經濟轉型升級的趨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創新發展的市場環境，突出矛盾在服務業領域，關鍵在于服務業市場開放。
　　
　　服務業市場開放的重點在于打破行政壟斷和市場壟斷。行政壟斷和市場壟斷在服務業領域還比較突出。例如電信能不能通過引進社會資本提高速度和效益，降低價格。同時涉及到生產性服務業、生活性服務業如何打破壟斷。可以說，打破壟斷、吸引社會資本是服務業市場開放的重中之重。
　　
　　服務業市場開放牽動和影響增長轉型全局。要使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明顯加大，需要通過服務業市場開放，擴大服務供給能力；要形成服務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需要通過服務業市場開放，形成有效投資；要形成服務貿易為重點的開放型經濟新格局，需要有序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并通過服務業市場的雙向開放，加快雙邊、多邊自由貿易進程。就是說，服務業市場開放將成為“十三五”期間市場化改革的“最大紅利”。
　　
　　加快推進結構性改革
　　
　　以改革投資體制為重點，實現投資消費的動態平衡。投資消費失衡是結構性矛盾中的突出特征，也是形成經濟領域諸多風險的重要因素。我國仍有巨大的投資空間，不僅在于基礎設施領域，更在于與老百姓消費結構升級、產業結構調整相適應的生活性服務業、生產性服務業領域。
　　
　　深化金融體制改革。以國有控股為主的大銀行體制與經濟轉型、發展服務業經濟和實體經濟不相適應。以加快發展民間資本為主體的中小金融機構為重點的金融體制改革尤為迫切，也是破解結構性矛盾、加快結構性改革的一項重大任務。
　　
　　加快財稅體制改革。要形成服務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財稅體制要改革。目前，“營改增”尚未完成，消費稅改革進展緩慢，不利于服務業發展。“十三五”加快形成以消費稅為主體的財稅體制，服務業的快速發展至關重要。
　　
　　調整教育結構。當前，大學生就業難成為巨大壓力。隨著服務型經濟的加快發展，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應當得到緩解。從實踐看，從一般性的勞動力到技能型勞動力的轉型是產業結構升級對就業人口的客觀要求，問題在于教育結構與轉型升級、發展服務型經濟不相適應。“十三五”需要加快以職業教育為重點的教育結構改革。
　　
　　縱深推進以簡政放權為重點的政府改革
　　
　　激發市場，激活企業。例如，借鑒國際商事制度經驗全面實施企業自主登記制度、盡快取消企業一般投資項目備案制、盡可能不用產業政策干預企業行為。
　　
　　規范權力運行。在全面推進負面清單管理的同時，加快出臺各級政府的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規范、減少政府干預企業的自由裁量權。
　　
　　監管轉型是當務之急。一是行政審批和市場監管要嚴格分開。某些部門既是審批機構又是監管機構的格局不改變，“放管結合”就很難到位，監管領域許多深層次的矛盾與問題就很難解決。二是實現由專業監管向綜合監管轉變。混業經營已經成為金融市場的大趨勢，而金融監管仍采取分業監管的模式，成為監管不到位的體制性因素。建議盡快組建金融監管總局。三是逐步從行政監管為主向法治監管為主轉型，由此提高監管的透明度、公開性和權威性。
　　
　　以服務貿易為重點推進自由貿易進程。多邊、雙邊、區域性、全球性自由貿易進程取決于服務業市場雙向開放有多大的突破。適應快速上升的全球服務貿易需求，有序推進服務業市場雙向開放，打破發達國家服務貿易出口管制，成為擴大服務貿易、加快自由貿易進程的重大任務。